岁月悠悠话姑苏

众所周知，姑苏是苏州的别称。据现存史志资料记载，姑苏之名可上溯到春秋战国时期，“隋开皇九年平陈，改为苏州，因姑苏山为名。”（《元和郡县图志》）“苏州”要比“姑苏”晚出近千年。然而，因山而名的姑苏究竟在哪里?“姑苏”两字的含义是什么?曾经作为吴国强盛的标志性建筑姑苏台是哪位吴王首建?这些问题历来是史家考文征献、探寻争议的热点。今就涉猎所及，作点综合分析。

一、姑苏的含义

卢熊《苏州府志》记载“姑胥台，台因山名，合作胥，今作苏，盖吴音声重，凡胥须字皆转而为苏，故后人直曰姑苏。隋平陈，乃承其讹，改苏州。或者谓胥与输音相近，兵家不取，或又谓吴中鱼禾所自出，苏字兼之，故曰苏。”考之汉魏典籍，“姑苏山，……或曰姑胥，或曰姑余，其实一也。” （《吴郡图经续记》）

《史记·河渠书》“上姑苏，望五湖”。

《国语·吴语》“入其郛，焚其姑苏，徙其大舟”。

《韩子·喻老》“句践入宦于吴……故能杀夫差于姑苏”。

《吴越春秋·阖闾内传》“阖闾出入游卧，秋冬治于城中，春夏治于城外，治姑苏之台。”

《墨子·非攻中》“至夫差之身……自恃其力，伐其功，誉其智，怠于教；遂筑姑苏之台，……”

《越绝书》“秋冬治于城中，春夏治姑胥之台。”

《吴越春秋·句践伐吴外传》“丁亥入吴，焚姑胥台。”

《潜夫论·边议》“事有激会……孟明补阙于河西，范蠡收责于姑胥。”

《淮南子·览冥训》“过归雁于碣石，轶鶤鸡于姑余。

高诱注“姑余，山名，在吴。”

30年代，历史学家卫聚贤曾撰文《姑苏台》，认为：苏在虞韵，胥、余俱在鱼韵，虞、鱼古同音，虞虢之虞，青铜器称吴，吴城《吴郡志》作鱼城，句吴金文称“攻敔”、“工靥”，以此证明苏、胥、余、吴为同音，句、姑声近，姑苏即句苏，姑苏台即句吴台，以其为句吴所建，因名句吴台。

1979年《杭州大学学报》发表周生春《姑苏考》，认为：姑是岵之假借字，“岵，山有草木也，从山，古声”（《说文》）“多草木，岵”（《尔雅·释山》）；“苏，芥草也。江淮南楚之间曰苏。”（扬雄《方言》）并由此推论，上古时代，姑苏（姑胥）大约兴旺地生长着一种称做苏或胥的植物，山即因此而得名。按倒置命名法，当作姑苏或姑胥，姑苏即苏山，姑胥即胥山。

《复旦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刊载周振鹤、游汝杰《古越语地名初探》认为：江浙一带古越语地名的一条规律是齐头式地名只有前加式，即以发语词冠首，未见有倒置式地名。姑苏乃越语地名，姑是发语词，苏另有它义，不可以汉字汉义强解之。董楚平、金永平等撰

《吴越文化志》依据郑张尚芳《越人歌的解读》，用侗台语中文字形式较古的泰文为主进行译解古越语，认为“胥”对古越语sa“称心满意”，上古“胥”sa、“苏"saa只是长短元音的区别，反正是音译，所以可以随意用。姑kaa一般认为是词缀，台语ka?kra?词头确很发达，今泰文tra?头字中有古作kra?的，作单词含义为“地块”，那么，“姑”也许对tra?的古代形式kra?，姑苏即含“令人称心的地块”。

1986年《苏州大学学报》又登载王珏《“姑苏”新解与上古见章系互谐》一文，从古代训诂入手，“读姑为诸”（《毛诗传》），又从音韵角度，说明“胥、苏、馀”三字古代为同音异文，再根据《越绝书》“姑中山者，越铜官之山也。越人谓之铜姑渎。”认定“姑中、铜姑”为一地二名，词义均是“铜官”。“姑”就是“官”的记音，“姑中”即“官中”，“铜姑”即“铜官”。在吴越方言中“铜”与“中”的读音很相近，“中”是“铜”的记音。“姑中”即“官铜”，其结构是大名冠小名。并由此推断，《越绝书》“朱馀者，越盐官也。越人谓盐曰馀。”中“朱馀”为“姑苏”的记音，（姑可训诸，诸、朱同音，苏、馀为同音异文，见前文)即官盐，倒过来就是盐官。

总之，诸说各有所长，每种解释都是费了不少功夫，或从文字角度或从音韵方言入手，转了小少弯，尽量做到了自圆其说。

二、姑苏台的始建者

关于姑苏台的始建者，见诸史籍的当推吴王齐玄最早。张大纯《姑苏采风类记》引槜李李日华(1565-1635)《六砚斋随笔》曰：“吴王璧羽训其子齐玄曰：尔维保太王统绪，无底失坠，余于地下怀尔勋，从兹以往，尔姑苏我民乎?于是，起姑苏之台以志之。姑苏之名始此。据此，则台为齐玄所筑，而阖闾、夫差增崇廓大之，以为游观之地，非始于二君也。”张紫琳《红兰逸乘》转引《漂粟手牍》所引《缉柳编》亦有类似记载：“姑苏台者，吴王齐玄所造也。昔吴王璧羽尝与楚战，种弗利，……王训其子齐玄曰……齐玄于是起姑苏之台以志之。后十余世，巫臣复通吴于上国而楚人惧。”虽非孤证，却均见明清人著作中，不知李日华《缉柳编》所据为何。顾颉刚先生说：“《缉柳编》不知何书。璧羽、齐玄俱见《吴地记》后旧本原文，齐玄为柯庐之父。”又云：“《吴地记》后所附之文及《缉柳编》所载，当出妄人伪造。”

王謇《宋平江城坊考》亦曰“《缉柳编》之说甚凿，此亦一篇《伪古文尚书》也。又案《红兰逸乘》璧羽，一作阙羽…… ‘齐玄’二字，见《礼记·文王世子篇》古者太子‘齐玄以养’也。二君在寿梦前，故不著于《春秋》。然究其实，则不可考矣。”《史记·太伯世家》云：“十九年夏(公元前496年)，吴伐越，……越因伐吴，败之姑苏，伤吴王阖庐指……”《越绝书》云“胥门外有九曲路，阖庐造以游姑胥之台，以望太湖，中闚百姓。”《吴越春秋·阖闾内传》亦云“阖闾出入游卧，……治姑苏之台。”据此，则阖闾时已有此台。然而，在分析吴王亡国之因时，《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却云“吴王（指夫差）不听（子胥谏），遂受（神木）而起姑苏之台。三年聚材，五年乃成…民疲士苦，人不聊生。”《越绝书》、《国语·吴语》亦有类似记载。《吴郡图经续记》曰：“据《左氏传》云：‘阖庐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器不雕镂，宫室不观，舟车不饰。’而《吴越春秋》言阖庐昼游苏台。盖此台始基于阖庐，而新作于夫差也。”董览《吴地记》亦云“阖庐十一年起台于姑苏山，因山为名……夫差复高而饰之。”这一说法一直为后世史志所沿用，几成定论。

三、姑苏台的兴废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姑苏台曾几经兴废。从史料来看，“（阖庐）十九年夏，吴伐越。越王勾践迎击之槜李。越使死士挑战，……败之姑苏，伤吴王阖庐指，军却七里，吴王病伤而死。”（《史记·吴太伯世家》）这是吴越交战中，首次言及姑苏的一仗，姑苏台也首次经历战火的洗礼，按太史公的行文，似乎姑苏台曾落入越手。史书虽未言及姑苏是否受损，但作为吴国的离宫，当不会轻易让于敌手，吴国是在阖闾受伤的情况下退兵的，可以想见，姑苏不会丝毫不损。夫差十四年，夫差方会诸侯于黄池，“越王勾践乃率军泝江以袭吴。入其郛，焚其姑苏”（《国语吴语》）。此次被焚损伤肯定不小，但尚不致完全成为废墟，否则，“其后四年，越复伐吴……大破吴，因而留，围之三年，吴师败”（《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后，吴王就不会“帅其贤良重禄以上姑苏”（《国语越语》）。越灭吴后，也不会“徙治姑胥台”（《越绝书》）了。因为姑苏台毕竟是“三年聚材，五年乃成”的巨构。越灭吴后，不徙治城内吴都，而徙治此台，其一说明此台乃吴国象征，占领此台即意味着占有吴国；其二说明这一宫廷建筑群（“横亘五里”不可能是单体的姑苏台）未遭致命损伤，尚可作为都治。但是到了北宋，此“虽楚章华，未足比也”的宏伟建筑，已“莫知其处”（《吴郡图经续记》）。为弥补这一缺憾，绍兴十四年，郡守王唤（当为日旁）在盘门里河西城下建姑苏馆，既而，“又作台于城上，以姑苏名之。虽非故处，因馆而名，亦以存旧事也。……此台正据古胥门，门迹犹存。”（《吴郡志》）此虽南宋的仿古建筑，却“体势宏丽，为浙西客馆之最，中分为二，曰南馆、北馆。”（同前）是绍兴年间金国使者往来的“国宾馆”。既而“元统三年冬，郡守济南张侯新修此台。”（元陆友仁《吴中旧事》）“范文穆公成大晚岁卜筑于郡之盘门外十里，……别筑农圃堂，对楞伽山临石湖。所谓姑苏前、后台，相距亦止半里耳。”（同前）据此，则南宋至元，在楞伽山附近，临近石湖处尚另有相距仅半里的姑苏前后台。“至明成化九年，知府邱霁重改建(盘门姑苏驿)于胥门外，前临胥江，本朝顺治二年，毁于兵燹，七年，兵巡道胡以泓修建，嗣复毁，仅存接官亭官廨。康熙九年，飓风尽圮。”（《姑苏采风类记》）至此，姑苏台（馆、驿）的仿古建筑亦在苏州的版图上消失了。虽至今尚未有人动议仿建，但“姑苏”这一苏州的别名，却并未因此而失。

进入新世纪，又有人想起“姑苏”，于是在百花洲公园建了一个“姑苏馆”，在灵岩山东南的由姑岭上建了个“姑苏台”。

四、姑苏台始建于何处

春秋时盛极一时的姑苏台所在，也是众说纷纭的话题。《越绝书·记吴地传》记载“去县三十里”。《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则云“在县西南三十五里”。《国语·吴语》韦昭注又曰“在吴西近湖”。唐《元和郡县图志》记作：“苏州，因姑苏山为名，山在州西四十里，其上阖闾起台”。《艺文类聚》卷六引《吴地记》云“吴王阖阊十一年，起台于姑苏山，因山为名。西南去国三十五里。”《史记索隐》曰“姑苏，台名，在吴县西三十里。”《史记正义》则确指“在吴县西南三十里横山西北麓姑苏山上。”从上述文献记载中可以看出，姑苏台和苏州之名，“因山为名”的说法起于唐代。唐以前的记载仅指出“吴西”、“近湖”和“去县”的距离，一作“三十里”，一作“三十五里”。至唐又有“四十里”之说。然而唐人言之凿凿的姑苏台在成书于宋元丰七年（1084）的《吴郡图经续记》中却说“今人殆莫知其处，尝欲披草莱以访之，未能也。”明杨循吉《吴邑志》亦云“按横山即今踞湖山，所谓西北麓姑苏山者莫知其处，或云即胥台山是也。或又云湖口胥山是姑苏山，今未知孰是，宜两存之……合而观之。踞湖、姑苏通一山耳。”如此说来，可能是“山因台而名”，非“台因山名”。唐张守节《史记正义》文出而始有姑苏山之名，亦称胥台山。此前尚未见到“姑苏（姑胥）山”之名。《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越遂复栖吴王于姑苏之山”、《吴越春秋·勾践伐吴外传》“遂栖吴王于姑胥之山”，看来作“姑苏(姑胥)台所在之山”解似乎更为合理。

卫聚贤认为：七子山为吴县最大最高之山，以此山为句吴国最大之山，而名为句吴山，音转为姑苏山。其上建台为姑苏台。高心夔《吴县图》、李根源《吴郡西山访古记》都认木渎镇东南之和合山（亦属横山）。顾颉刚于50年代曾到横山西端实地去考察，发现是一小山，“其下有姑苏庙（亦名夫差庙），山中有一石池，登其巅则群山环绕，说为吴王苑囿亦近似。顾寻其遗迹，欲得瓦砾残片乃渺不可得”，甚感不解，后阅《吴县志》方豁然认定胥山为姑苏真址。其后，周生春、周振鹤、游汝杰

诸

君不管对姑苏两字作何解，都认为姑胥台在胥山综合起来至少有以下几条理由：

1、姑苏山之名始见于唐人著述中，不符合“台因山名”的说法。仅见于《史记》和《吴越春秋》的“姑苏（胥）之山”两例，其中心词均为“山”，即姑苏台所在之山。而胥山得名较早，《水经注》引“虞氏日：松江北去吴国五十里，江侧有丞胥二山，山各有庙，鲁哀公十三年，越使二大夫畴无馀讴阳等伐吴，吴人败之，获二大夫，大夫死，故立庙于山上，号曰丞胥二王也。胥山上今有壇石，长老云：胥神所治也。下有九折路，南出太湖，阖阊造以游姑胥之台以望太湖也。”汉枚乘《七发》“弭节伍子之山，通厉胥母之场”则认为胥山乃因伍子胥而得名。总之，得名于吴越对峙时期。

2、姑苏山是位于横山西北麓群山环抱中的小山丘，以常理是不能“高见三百里”，亦不符合“近湖”的地理环境，以此山为姑胥台所在者，盖以《史记正义》的误导，且山下有夫差庙，似乎认为自杀于姑苏的夫差，亦应受祀于姑苏。而胥山则“在香山东南太湖口”（《木渎小志》）且皋峰山“山顶有石筑基址，传为吴王殿基，或云即是姑苏台址”，见民国《吴县志》该志注引冯志云：“旧志：台在姑苏山，误。《太湖备考》胥山条下辨之甚详。”皋峰山是胥山东部的高大山峰，山顶平坦，山体长可

3000米

，符合 “横亘五里”（任昉《述异记》）的说法。

3、《越绝书·吴地记传》记载，阖闾曾“徙治胥山，……秋冬治城中，春夏治姑胥之台”可见，姑胥之台为胥山上的建筑，胥山上除姑胥台外，尚有可作为诸侯国临时都治（类似于清承德避暑山庄）的宫廷建筑。这点《国语·越语》“范蠡不报于王，击鼓兴师，以随使者，至于姑苏之宫，不伤越民，遂灭吴”及韦昭注“姑苏，宫之台也。”可证。姑苏被焚，吴被越灭后，《越绝书·记地传》又有勾践“徙治姑胥台”的记载，足以证明“三年聚材，五年乃成”的并非姑苏台单一建筑，而是一宏伟建筑群，且并未完全被付之一炬，并成为越国占有吴国的标志而徙治。由此而成为苏州一带的代名词被写入诗文中，“姑苏城外寒山寺”就是最著名最典型的一例。

五、后记

1989年钱公麟在《东南文化》上发表《春秋时代吴大城位置新考》，提出了吴国晚期都城——吴大城位于灵岩山侧的观点，否定了唐宋以来史志记载的郡城说。2009年12月，古吴轩出版社出版的《文明寻踪》一书，收录张照根、孙明利《春秋晚期吴国都城探寻》，用2000年以来苏州博物馆在该地区的考古发掘，进一步申证此论。不过，《文明寻踪》同时还收录了张维明《吴王阖闾都城考——关于苏州木渎春秋古城遗址的讨论》，认为伍子胥建造的阖闾大城为新都，木渎为此前的古城。古城由“两城一台”（大城、小城和姑苏台，大城边上有小城）组成，新城则由大城和子城，且大城套小城。

2010年

6月

16日

，苏州市文广新局、苏州市文物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苏州市考古研究所联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公布了一个重要信息：考古调查与发掘表明，在苏州西南部山区木渎、胥口一带山间盆地内，曾经存在过一座春秋晚期具有都邑性质的超大型城址。媒体称“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教授李伯谦先生认为，这个成果是我国东周考古史上的一个重大突破。”

2010

年6月23日

，笔者与本办同仁在当地人的带引下，实地察看了五峰山考古挖掘现场和鼎鼎大名的姑苏山。虽然不懂考古，但也亲身体验了什么叫考古发掘。到底这些挖掘能代表什么，不敢妄下雌黄！还听到了木渎人很牛的一句话：“了解苏州从木渎开始”，似乎有点道理！因为毕竟木渎的由来也好，灵岩山上的馆娃宫也罢，还有那山前的箭泾都是那时吴国留存下来的信息！至于姑苏山，尽管花费了点力气登顶了，却因为空气质量太差，根本无法“登姑苏，望五湖”！实在扫兴！

对于吴大城的争论，我不想卷入。但是也想表达一下看法，我基本赞成张维明说法。木渎之城，当是类似于后世避暑山庄那样的行宫，《越绝书》“秋冬治城中，春夏治姑胥之台”可证。它既是今天苏州古城内阖闾大城的前哨和屏障，又是与阖闾大城同时存在的吴国强盛的代表！所以《国语·吴语》在描述越国打败吴国时表述为“入其郛，焚其姑苏，徙其大舟”。姑苏台的建造“三年聚材，五年乃成”，肯定不是单体建筑，应该是个建筑群，否则不会称“横亘五里”了。